国家如何制造国民：为什么现代国家离不开民族主义

password

AI summary

type

status

date

summary

一、前现代社会当然有身份，但不是现代民族主义

古代人也会区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。他们可能认同宗族、村庄、城市、部落、语言、宗教、王朝或文明。例如中国士人可能认同华夏与儒家秩序，奥斯曼穆斯林可能认同伊斯兰共同体，欧洲人可能认同基督教世界，蒙古人可能认同部族与大汗。

这些身份有时十分强烈，甚至能推动战争。但它们与现代民族主义仍有重要区别。

现代民族主义通常包含三个主张：

存在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民族共同体；

民族成员在政治上应当具有某种平等身份；

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原则上应当尽量重合。

前现代王朝通常不要求这三点。皇帝、苏丹或国王统治的可能是语言、宗教和习俗完全不同的人群。只要地方精英交税、提供兵员、维持秩序，中央政权没有必要让每个农民说同一种语言、读同一本历史教科书，或相信彼此是平等同胞。

奥斯曼帝国可以通过不同宗教社群治理人口。清朝皇帝也可以面对不同群体使用不同政治身份：对汉人士大夫是儒家皇帝，对蒙古贵族是大汗，对藏传佛教世界是护法王，对满洲八旗则是本族君主。

这种帝国治理的优势是灵活。它不必消灭地方差异，也不必建立统一国民文化。

前现代国家统治的是人群、土地和等级，并不一定要制造文化同质的国民。

二、前现代国家为什么承受得起多样性

关键在于，它对普通人的行政要求较低。

大多数农民一生可能都不会见到中央官员。他们与国家的关系，往往通过地主、宗族、教会、部落首领、行会或地方官间接发生。中央只要能征到税、调到兵、维持交通并镇压叛乱，就可以容忍大量地方语言和习俗。

在农业社会中，绝大多数人的生产与生活都局限于地方。一个村庄的农民不需要与全国各地陌生人协作，也不需要掌握标准语言来操作复杂机器、阅读技术手册或参加全国劳动力市场。

身份因此是层叠的，而不是单一的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某个家族成员、某个村庄居民、某个教派信徒、某位领主的臣属和某个王朝的百姓。这些身份并不一定需要被压缩成一个最高的“民族身份”。

统治合法性也来自其他来源：神授君权、天命、祖先血统、宗教权威和等级秩序。人们服从国家，不一定因为国家代表“我们”，而可能因为国王被认为由上帝授权，皇帝承受天命，或者传统秩序本来就如此。

三、现代国家为什么突然需要“国民”

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战争和大众政治改变了一切。

现代国家需要统一法律、常设官僚体系、全国税收、人口统计、户籍、基础设施、公共卫生、全民教育和大规模军队。它必须把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每个家庭和个人。

一个现代政府需要知道：你是谁、住在哪里、是否完成教育、是否应当纳税、能否被征兵、拥有什么财产、是否具有投票权，以及你是否遵守统一法律。

与此同时，工业社会要求陌生人之间进行高度标准化的合作。工人、工程师、教师、军人和公务员必须共享一种可以跨地区理解的语言和知识体系。地方口音、宗族习惯和口传传统，难以单独支撑全国市场与复杂官僚机构。

社会学家Ernest Gellner因此强调，工业社会需要由学校传播的标准化“高级文化”。民族主义不只是情感冲动，也是一种与现代教育、劳动力流动和行政统一相适应的政治形式。

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必然产生单一民族国家，但它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国家普遍会努力推广标准语言、共同课程和统一身份。

四、民族主义如何解决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

王朝衰落以后，国家面临一个新问题：如果君主不再是国家的主人，谁才是主权主体？

现代政治给出的答案是“人民”。但“人民”并不是天然清晰的对象。一个国家里可能存在不同地区、阶级、宗教、语言和族群。谁属于人民，谁不属于？这些陌生人为什么构成一个政治整体？

民族主义为人民主权提供了边界。

它把国家描述为民族的政治外壳，把公民描述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。于是服从国家不再只是服从统治者，而可以被解释为服从我们共同制定的法律；缴税不只是供养王室，而是建设我们的国家；参军不只是为君主作战，而是保卫祖国、家人和同胞。

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合法性转换：

国家从统治人民的外部机器，被重新描述为人民自身的政治表达。

当然，现实中的国家并不一定真正代表所有人。但只要民族叙事被普遍接受，国家义务就更容易获得情感正当性。

五、战争是民族国家的熔炉

现代战争把国家、国旗、牺牲与民族人格连接起来。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协约国宣传明信片。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公有领域，具体见文件页。

现代民族主义与现代战争几乎同时成长。

前现代战争可以依靠贵族骑士、职业军人、雇佣兵和地方征召。现代总体战则需要数百万士兵、工业生产、铁路、全民税收和整个社会的配合。

法国大革命后的全民征兵展示了一种新力量：士兵不再被描述为国王的军队，而是“民族武装起来”。拿破仑战争把这种动员方式传播到整个欧洲，也刺激其他地区发展民族主义。

战争还会迫使国家解决语言、教育和交通问题。如果士兵无法理解命令、阅读地图或操作武器，军队就无法有效运转。学校和军营因此成为国族塑造的重要机构。

军营把来自不同地区、阶级和方言群体的青年放在一起，让他们穿同样制服、学习标准语言、使用共同符号，并把牺牲与祖国联系起来。

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由此形成循环：

国家建立军队和学校；

军队和学校制造国民；

国民支持国家征税和战争；

战争又强化共同记忆和国家认同。

六、学校如何把地方居民变成国民

19世纪末的法国学校。标准语言、共同课程与共和国仪式，是把地方居民塑造成法国国民的重要机制。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公有领域或自由许可，具体见文件页。

如果说军队在短时间内塑造成年男性，学校则从童年开始塑造整个社会。

国家教育不仅教授识字和算术，也传递标准语言、地图、历史、国旗、英雄、纪念日和道德规范。儿童每天重复的仪式，比偶尔出现的政治宣传更能形成稳定认同。

学校会教你：国家边界长什么样；哪些人物是民族英雄；哪些战争是共同苦难；哪些语言是正确表达；什么样的人才是好公民。

Benedict Anderson提出“想象的共同体”，不是说民族是虚假的，而是说绝大多数民族成员永远不会彼此见面，却会想象自己属于同一个横向共同体。

报纸、小说、学校和地图让数百万人在同一时间阅读相似内容、纪念相同事件，并把陌生人想象成同胞。

七、法国：不是法国人建立法国，而是法国逐渐制造法国人

法国长期存在多种地方语言，统一的“法国人”身份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由行政、学校与军队逐渐强化。来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自由许可，具体见文件页。

法国经常被视为古老且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，但19世纪时，大量乡村居民日常使用的并不是标准法语，而是奥克语、布列塔尼语、巴斯克语、阿尔萨斯德语及各种地方方言。

他们的生活重心可能是村庄、教区和地方市场，而不是抽象的法兰西民族。

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人民主权、共和国、国旗和公民概念，但真正把地方居民大规模塑造成法国人的，是此后一百多年逐渐建立的行政、交通、学校与军队。

第三共和国时期的Jules Ferry法律推动免费、义务和世俗教育。学校推广标准法语，教授共和国历史和道德，并削弱教会与地方文化对儿童身份的控制。

历史学家Eugen Weber以“从农民到法国人”概括这一过程。铁路、公路、市场、兵役和教育把偏远乡村逐渐纳入全国社会。

法国模式的特点是公民共和主义与文化同化并行。理论上，任何人只要接受共和国法律和价值都可以成为法国人；现实中，国家又要求人们使用统一语言，并把宗教和地方差异限制在私人领域。

它的成就是形成强大的公民共同体；它的代价则是地方语言衰落，以及今天围绕移民、伊斯兰与世俗主义的持续冲突。

八、德国与意大利：先想象民族，再统一国家

法国属于国家逐渐制造民族的案例。德国和意大利则展示了另一条路径：文化民族主义先出现，政治统一随后完成。

19世纪以前，德语地区分布着大量邦国。知识分子通过语言、文学、历史与民间传统，提出“德国民族”超越各邦国边界。拿破仑战争进一步刺激共同敌人意识。

最终，普鲁士在俾斯麦领导下通过外交和战争完成德国统一。统一后的国家再通过学校、军队、法律和行政强化德国认同。

意大利也类似。半岛长期分裂为多个国家和外国控制区，语言差异巨大。民族主义者提出意大利统一理想，但国家建立时，真正能熟练使用标准意大利语的人仍是少数。

因此有人说：“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，现在必须创造意大利人。”这句话虽然具体出处存在争论，却准确描述了国家统一与国民塑造之间的时间差。

德国和意大利说明：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国家建设的结果，也可以先成为政治运动，推动多个政权合并为一个国家。

但这类文化民族主义若把民族定义得过于血缘化，也更容易排斥少数群体。德国民族主义后来被纳粹种族主义极端化，显示“民族统一”可能从解放力量转化为扩张与迫害工具。

九、日本：把藩民改造成天皇国家的国民

明治维新前，日本人的政治忠诚很大程度上面向地方藩、领主和身份等级。明治政府废藩置县，建立中央政府、全国军队、统一教育和现代税收体系。

普遍兵役削弱武士对军事权力的垄断，使不同地区的男性直接接受中央国家训练。学校则传播标准日语、天皇中心的历史叙事和国家道德。

1890年的《教育敕语》把忠孝、公共义务和天皇国家结合起来。教育、征兵、工业化与对外战争共同强化“日本”作为统一政治共同体的意识。

日本模式很有代表性：它并没有简单复制西方，而是把现代国家制度与天皇神话、神道和儒家道德重新组合。

这说明民族主义不必彻底排斥传统。现代国家常会选择某些传统，把它们重新包装成全民共享的“古老国粹”。许多看似自古存在的国家传统，实际上是在现代时期被标准化、普及和仪式化的。

日本国族建构帮助它快速动员资源、抵抗西方殖民压力，却也在20世纪走向军国主义和帝国扩张。

十、土耳其：从奥斯曼臣民到土耳其国民

奥斯曼帝国依靠王朝、伊斯兰合法性和宗教社群制度统治多种人口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帝国瓦解，苏丹与哈里发不再能为新国家提供合法性。

凯末尔主义用共和国和土耳其民族取代王朝臣民身份。新政权推行拉丁字母、标准土耳其语、统一学校、世俗法律和国家历史叙事，试图迅速切断奥斯曼旧制度。

这种模式比法国更激进，因为它发生在战争、帝国崩溃和领土危机之后。国家担心任何群体差异都会被外部势力利用，因此把同质化与生存安全直接联系起来。

凯末尔主义成功建立强烈的土耳其共和国认同，却也压缩库尔德、亚美尼亚、希腊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文化和历史空间。

它说明民族国家在危机中建立时，统一身份往往会带有更强的防御性和强制性。

十一、中国：如何把帝国疆域翻译成现代国族

中国面对的问题与土耳其不同。

清帝国崩溃后，若新国家只采用狭义汉族民族主义，就可能难以解释满洲、蒙古、西藏、新疆等原帝国区域为何继续属于同一个现代国家。

晚清和民国早期曾出现“驱除鞑虏”等汉民族主义语言，但国家建设很快转向“五族共和”以及更高层级的“中华民族”概念。

中华民族并不等于汉族，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民族、共同历史和统一政治命运的复合国族。它承担两个任务：

第一，把王朝统治的多民族疆域转化为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；

第二，在面对列强侵略和国家危机时，提供能够进行全民动员的共同身份。

抗日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共同危机与民族生存叙事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国家一方面识别并承认多个民族，另一方面又通过普通话、统一教育、历史叙事、户籍和行政体系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。

中国模式不是简单把所有人变成汉族，而是建立一个位于具体民族之上的政治国族。但这种复合结构始终存在张力：主体文化在现实制度中占据优势，少数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也不断发生争议。

十二、印度尼西亚：用一门“不是多数人母语”的语言创造国家

印度尼西亚是国族建构中非常有意思的案例。

这个国家由数千岛屿、数百族群和大量语言构成。爪哇人是最大族群，爪哇语使用者也很多，但独立运动没有把爪哇语选为唯一国语，而是选择以马来语为基础的Bahasa Indonesia。

原因之一正是马来语相对中性，早已作为贸易与跨地区交流语言使用，不会让非爪哇群体觉得国家完全被最大族群文化占领。

1928年的青年誓言提出“一个祖国、一个民族、一种语言：印度尼西亚”。这里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不是基于共同血缘或单一宗教，而是基于反殖民斗争、共同领土和未来政治共同体。

独立后的国家又以Pancasila作为跨宗教、跨族群的基本理念，试图在伊斯兰多数、基督教地区、巴厘印度教传统和地方身份之间建立最低共识。

印度尼西亚说明，国族语言不一定是人口最多群体的母语。国家有时会选择一种较中性的语言，降低主体族群支配感。

但国族建构并不意味着冲突消失。苏哈托时代通过学校、军队、官方历史和媒体强化统一，也压制地方政治与异议。直到今天，谁有权书写1965年屠杀、苏哈托时代和国家历史，仍然是政治争论。

十三、美国：公民民族主义与强制同化同时存在

美国常被描述为典型的公民民族国家：国民身份理论上不依赖共同血缘，而依赖宪法、自由、共和制度和公民资格。

这种模式确实允许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通过归化成为美国人。但美国国族认同并非完全自然形成，也经历过强烈的同化工程。
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美国。学校、英语教育、公民课程、军队、工厂和社会组织推动“Americanization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这种运动更加激烈，德语文化和其他“外国”身份受到压制。

与此同时，美洲原住民儿童曾被送入寄宿学校，被迫放弃语言和文化；黑人长期被排除在平等公民身份之外；亚裔移民也遭遇法律歧视。

因此，美国模式展示了一个重要悖论：

公民民族主义在原则上比血缘民族主义开放，但它仍可能要求人们接受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、历史和生活方式。

现代美国不断在“熔炉”与多元文化之间摆动，也说明国族认同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工程。

十四、民族国家究竟使用哪些工具制造认同

不同国家路径不同，但常用工具高度相似。

1. 标准语言

统一语言降低行政与市场沟通成本，也把地方文化划分为“标准”和“方言”。语言政策既能创造共同公共空间，也可能使少数语言边缘化。

2. 全民学校

学校让国家在儿童最早的社会化阶段进入生活。它教授共同历史、地理、规范和国家象征。

3. 军队与兵役

军队把不同地区的人纳入统一纪律，并将国家与牺牲、荣誉和男性公民资格联系起来。

4. 地图、人口普查与身份证件

地图把模糊边疆画成清晰国土；人口普查把复杂身份划分为固定类别；身份证、护照和户籍让国家决定谁属于共同体。

5. 国旗、国歌和纪念日

这些象征把抽象国家转化为可重复体验的情感仪式。每天升旗、纪念独立日、悼念战争死者，都会制造共同时间。

6. 历史叙事

国家选择某些英雄、战争、苦难和黄金时代，形成一条从过去通向现在的连续故事。历史并非完全捏造，但一定经过选择与排序。

7. 福利与公民权

现代国家不仅要求义务，也提供学校、医疗、养老金、失业保障和基础设施。福利制度让陌生人相信彼此属于一个互相承担责任的共同体。

8. 大众媒体与体育

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社交媒体和国家队比赛，使数百万人同时关注同一事件。体育尤其能以低门槛方式创造国旗、情绪和共同胜负。

十五、民族是国家制造的吗

这里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
说国家参与制造民族，不等于民族完全是凭空编造。语言、宗教、历史记忆、亲缘网络和地方文化往往早已存在。国家无法随意创造任何身份，它必须利用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材料。

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工业化、学校、印刷和国家制度；民族象征主义者则提醒我们，许多民族认同建立在更早的神话、宗教、战争记忆和共同名称上。

更准确的说法是：

国家通常不是从无到有发明民族，而是从复杂历史材料中选择、重组并标准化一种共同身份。

法国国家没有发明法语，但它把一种语言提升为全国标准；日本没有发明天皇，却把天皇重塑为现代全民国家中心；中国没有发明华夏或中国概念，却在现代重新定义中华民族；印度尼西亚没有发明马来语，却把它转化为跨岛屿国语。

十六、为什么宗教、阶级或王朝无法完全替代民族主义

宗教能够提供强大认同，但宗教边界经常跨越国家。若土耳其只依赖伊斯兰共同体，它很难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人、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应当属于不同国家。

阶级认同也可以跨越语言和国界。马克思主义曾试图以工人阶级取代民族，但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大量使用祖国、历史和民族象征，因为国家需要具体边界与政治忠诚。

王朝忠诚则难以适应人民主权。现代人越来越难接受一个家族天然拥有国家。民族主义通过“国家属于人民”替代“国家属于君主”。

地方、宗族和部落身份又太小，无法支撑全国市场、军队和福利体系。

民族主义的独特优势在于，它既足够大，可以覆盖数百万陌生人；又足够有限，可以与一个国家的边界结合。它比世界宗教更具体，比地方共同体更广泛，比阶级更能与领土国家结合。

十七、民族主义的双重性：解放与压迫

民族主义曾是反王朝、反帝国和反殖民的重要力量。它让普通人从臣民变成公民，推动普及教育、法律平等和政治参与。

被殖民地区常通过民族主义宣布：我们不是帝国管理的对象，而是有权自决的人民。

但同一套逻辑也会制造排斥。如果国家属于民族，那么谁不够像民族成员，就可能被视为不忠、异类或内部敌人。

民族主义可能导致：

少数语言和文化被迫同化；

异议被指责为背叛国家；

历史被压缩成单一英雄叙事；

战争和领土扩张被包装为民族复兴；

多数群体把自己的文化当成中立的国家文化；

公民权利在“民族生存”名义下被限制。

纳粹德国是极端案例，但更温和的排斥也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国家。

十八、今天的国家还需要民族主义吗

全球化曾让人以为民族国家会逐渐衰落。资本、互联网、跨国公司、国际组织和移民似乎正在削弱国界。

但事实是，现代福利、选举、税收、公共卫生和安全仍主要由国家组织。当经济危机、战争、疫情或移民冲突出现时，人们首先要求本国政府保护自己。

民族主义并未消失，而是变得更日常。护照、体育比赛、新闻中的“我国”、地图边界、学校课程和公共纪念，都在不断重复国家共同体。

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“想象”，并不是一次性的宣传，而是一种每天被制度和生活重新确认的关系。

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彻底摆脱民族主义，而是能否建立一种较少排斥的国族认同：让共同国家具有足够凝聚力，同时承认内部存在多种语言、记忆、宗教和生活方式。

结语：现代国家把政治边界变成情感边界

前现代国家可以允许臣民各自生活在宗族、教区、部落和地方文化里，因为它只需要有限的服从和税收。

现代国家则要直接管理每个人，并要求陌生人在学校、市场、军队、选举和福利制度中合作。它需要一种能够解释人民主权、支持全民动员并跨越地方差异的共同身份。

民族主义因此成为现代国家最常用的政治技术。

它把陌生人变成同胞，把行政疆界变成祖国，把纳税和服役变成共同义务，也把国家的历史描述成所有人的共同记忆。

土耳其民族、中华民族、法兰西民族、日本国民和印度尼西亚民族，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方案，但它们都在回答同一个现代问题：

当王朝、宗教和地方共同体不足以组织一个大规模社会时，国家如何让数百万互不相识的人相信，他们属于同一个“我们”？

民族主义给出了最成功、也最危险的答案。

参考与延伸阅读

Benedict Anderson：《想象的共同体》

Ernest Gellner：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

Eric Hobsbawm：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及《传统的发明》

Eugen Weber：《Peasants into Frenchmen》

Anthony D. Smith：《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》

Rogers Brubaker：关于公民民族主义、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的研究

法国第三共和国Jules Ferry教育改革相关历史资料

日本明治时期教育、征兵与《教育敕语》相关资料

印度尼西亚1928年青年誓言、Bahasa Indonesia与Pancasila相关研究

关于凯末尔主义、中华民族和美国Americanization运动的历史研究